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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天，尼古拉皇太子一行来到小城大津，结束礼节性拜访后，他与希腊王子格奥尔基坐在人力车中，一起观光。下午一时五十分，一名日本警察突然狂性大发，挥舞军刀，向坐在人力车中的贵宾狠狠砍来，尼古拉皇太子右耳挨了重重两击，鲜血四溅。
大惊失色的尼古拉连忙惊呼：“你想干掉我？快来人啊！”他忍痛捂住伤口，仓皇跳车逃命。
杀手紧追不舍，就在此时，希腊王子拿出刚买的竹杖，一下将凶手劈倒在地。随行医生忙给皇太子尼古拉包扎止血，惊魂未定的尼古拉愤而终止访日行程，准备及早打道回府，并扬言报复日本。
轰动一时的“大津行刺案”爆发，举世震惊。
明治天皇派出御医，后来又亲赴停泊在神户港的俄罗斯军舰，慰问尼古拉皇太子。日本政府也通过外交渠道，向俄罗斯官方道歉，允诺按照两国约定，严惩凶手，为俄罗斯皇太子出气。日本全国上下深恐俄罗斯报复，侵略日本，学校全部停课，聚集在神社寺院，祈祷尼古拉皇太子痊愈。山形县金山村则禁止以凶手姓名“津田三藏”命名，整个日本陷入一片恐慌之中。
五月二十日，为了平息俄国人的怒气，日本千叶县女子畠山勇子在京都府厅前留下道歉遗书，刺喉自尽，国人誉为“烈女”。案发当晚，大津地方法院派出预审法官与检察官，对凶手展开盘问。
原来，凶手津田三藏不是旁人，竟是负责皇太子尼古拉一行安全的警察。素来仇视俄国的他不满于俄罗斯长期以来威胁觊觎日本北方领土，遂决心铤而走险，为国除害，以表对天皇的忠心。行刺案发生后，日俄两国关系降到冰点，战争一触即发，沙皇扬言，日本如果不能给予满意答复，则不惜兵戎相见。
为维系日俄两国关系，日本首相松方正义召开内阁紧急会议，会上达成一致意见，以“大逆罪”处决罪犯津田三藏，日方承担国际法上的政府责任，同时将内阁善后决定向前首相、现任元老院院长伊藤博文等人通报。日本最高司法机关大审院火速组成特别法庭，对“大津案”进行审理，不过，司法机关与力主从严、从快、从重的行政机关，很快就如何适用刑法，产生严重分歧。
日本内阁以案件牵涉日俄外交关系，俄国随时可能发动战争，且早有两国密约为由，主张非重判不可。新任大审院院长一职的儿岛惟谦则就法言法，他提出，日本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，凡加害日本天皇、皇后、皇太子等皇室成员者，不分未遂即遂，一律处以死刑。这条加害皇室罪俗称大逆罪，只适用于保护日本皇室成员的人身安全，而非访日的外国皇室成员，后者地位与普通日本国民无异，所以不能对津田三藏套用大逆罪条款。
依据现代刑法罪刑法定主义、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、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原则，刑法最忌类推，贸然扩张解释，这样会动摇刑法基础。本案只能按照普通杀人未遂罪，处以被告终身监禁，而且《明治宪法》规定政府施政必须完全遵守法律，不得玩弄法律于股掌间。
日本行政部门不以为然，首相松方正义亲自出马，与儿岛惟谦院长见面，力陈己见，同时向七位主审法官施压，多数法官在强大压力下，立场摇摆，同意尊重日本内阁的重判主张。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深知在此两年前颁布的《明治宪法》虽规定司法独立原则，但无奈日本行政权独大，根基未深的司法权随时可能胎死腹中。他向七位法官痛陈利害，希望一同坚守好司法独立这最后的底线，并鼓励法官：“既然法无明文规定，就不能草率判处死刑，应该坚持原则，拒绝向政治压力屈服。诸君，捍卫司法独立，舍我其谁？”
日本政府闻讯，立刻派出内务大臣西乡从道与法务大臣山田显义二人，联手向法官游说。没想到，七位法官以司法独立为由，拒绝在审判前与行政官员见面。
五月二十五日，日本总检察长三好退藏与法务大臣山田显义联名发布敕令，规定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可以进行扩张解释。而儿岛惟谦则回应，刑法总则第三条白纸黑字规定了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则，新敕令无法适用于“大津”案，殆无疑问。
日本司法机关真能无畏无惧，坚持独立审判吗？
一八九一年五月二十七日，判决出炉，在重重压力下，日本大审院特别审判庭毅然下判：被告津田三藏犯下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谋杀未遂罪，处以终身苦役。
判决一出，司法独立于行政权，初现端倪，外交大臣青木周藏、内务大臣西乡从道、法务大臣山田显义三人由于插手司法东窗事发，相继宣布辞职。而事前态度强硬的俄罗斯苦于国力日衰，战争准备严重不足，只能吞下苦果，借口皇太子尼古拉伤势不重，日本天皇亲自看望，日本政府多次诚恳道歉，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
后人赞扬儿岛惟谦为日本司法守护神，为日本司法独立奠定了根基，高举司法独立大旗的日本，借势与英法美等多国修改不平等条约。此案对于日本司法权最终摆脱行政权宰割操控，以及《明治宪法》引进的三权分立制衡得以落实，影响更为深远。
但有学者指出，本案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，理应由案件发生的大津地方法院进行审判，却由最高法院组成特别审判庭进行审理，与法不合。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未亲自参与审判，却向主审法官发出裁示，也与司法独立的精髓——法官独立，存在不小差距。
至于刺客津田三藏本人，则被发监于北海道钏路监狱，同年九月二十九日病死狱中，死因是急性肺炎，疑点重重，至今仍有人认为可能系政府谋杀。
大津案四年后，日本再度发生震动国际的清朝重臣李鸿章马关遇刺案。刺客小山半太郎用手枪击中李鸿章，导致他面部受伤，明治天皇大怒，下达敕语“严戒不逞”。首相伊藤博文密派特使，要求将犯人判处死刑，但负责审理的山口地方法院的法官鹤冈琢郎仍然“冒天下之大不韪”，依法将犯人判为无期徒刑。
在幕府的长期统治下，日本国民习惯于专制余习，进退俯仰唯政府之命是从，不知权利义务为何物，日本司法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成功？
原因无他，明治维新后，日本展开急行军式的近代化开发，全盘西化，从西方引进先进科技、武器、文化，特别是法律思想及制度。根据学者尾佐柱猛统计，一八六九年到一八八九年，日本翻译西方法律著作五百余部，大量法学名著改编进入中小学课本，权利、自由、民主思想深入人心。一八七一年，日本设置司法省，同年设立东京法院，一八七五年创立大审院，一八八零年，参照《法国刑法典》的日本刑法率先问世，首次确立罪刑法定原则，废除旧律中罪名模糊的“不应为罪”。
一八八九年，明治天皇颁布日本历史上第一部宪法《明治宪法》，一八九零年推出《行政裁判法》与律师法前身的《代言人规则》，一八九八年实施《日本民法典》，次年诞生《明治商法》，六法全书为标志的法治体系粲然大备。
大津案中日本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面对内阁的压力，面对亡国的压力，曾拍案而起，掷地有声地说：“日本若因此而亡国，那就让它亡国吧，至少世人将记得日本曾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。”
日本法治精神之先进，日本法律人之魄力，真令人神往不已。
注：这一章全是水货，但又实在很想写，素材主要取自于百度百科、网易新闻、百度贴吧等地方，再加以糅合，这一个故事当时对我的震动很大，如果我国司法界也有此等人物，何愁不能做到真正的依法治国，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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